2015 年 04 月 21 日 |
姑且不論半世紀前，就被中國人廢棄的中華民國憲法，早已沒有合法性、正當性，退一萬步說，在台灣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是否有效在運作？是否發揮憲法功能，實施權力分立，保障基本人權？
立法院組成與運作都違反民主
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選舉違反立憲主義國家的民主法治原則，8位的原住民族立法委員有誰見過？金門馬祖的立法委員，5000票或3000票即可當選立法委員，台北要20幾萬才可當選立法委員，這些都是違反「票票等值」的民主選舉本質。
先進國家的國會，都是所有國會議員共同負起保護少數原住民族權益的責任，在美國，一個印地安的參議院或眾議員，如何能扭轉採多數決的國會？完全無用。世界各國無所謂的原住民族保障名額。
國會的運作，也是從小教育我們少數服從多數，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核心價值是共識決，而非少數服從多數。若是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則國會不需要少數，每次開會都是多數出席即可，少數也不需要出席了。難道納稅人都只是支持多數(黨)的人在納稅？
因此，多數必須尊重少數，請少數者坐下，大家開會討論、協商，法律有五項是少數與多數不同的意見，多數讓步兩個意見，少數讓步三個意見，彼此尊重修改協商，形成具有共識的法律決定，不必動用表決形成共識，才是民主政治追求的最高核心價值與原理原則。
國際社會亦相同，國際組織聯合國開會亦是尊重少數國家，使大家形成共識，不同意則修改，或是納入對方有其正當性的堅持意見，這才是民主政治，這種多數才是合法的多數，而非暴力的、不合法的、不具正當性的多數。
台灣目前所灌輸的多數決，起因於長期多數的統治，「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台灣人從小受教育，從未聽過這種民主核心價值，因此，社會上大多數的台灣人，又有多少人聽過或聽得懂？
「努力追求共識決，才是民主政治」！任何國家都是如此，各國的少數黨與多數黨為何要討論坐下協商，在議會中有各種各樣的抵抗戰術，少數堅決抵抗，讓多數不得不坐下來協商，無所謂停止討論，逕行表決這種多數暴力作法。
「民主政治，就是多數不一定對」！多數不能強行表決通過各種法律。即使是坐下協商達成各方同意的協議後，反對黨仍有不同聲音繼續表示反對，多數黨也必須容忍。
美國曾經有參議院議員佔據講台連續演講一百多個小時，堅決抵抗，引起國民的注意，思考哪一方有道理，使少數意見有機會陳述，甚至成為多數支持。
其次，程序委員會不能阻止法案的提出，過去，民進黨提出許多有益於人民的法律，在程序委員會就被丟到垃圾桶。
民主憲政國家的國會，程序委員會根本沒有資格決定何種議案是否送入院會或大會，無論是少數黨或多數黨，都不能阻止法案的提出，只能決定先後順序而已。
台灣立法院的程序委員會，卻擁有如此絕對的權力，在尚未送入委員會或院會時，就在程序委員會以表決的方式阻止提出法案，程序委員會變成委員會與院會更高的權力機構。
否則，說不定哪一天，立法院的收發室會，會比程序委員會更大，直接將重要文件丟到垃圾桶。
民主憲政國家的國會，程序委員會只能排程序，不可否決法案。程序委員會絕不可使用多數決，要問的是，為何害怕進入委員會與院會討論？為何害怕國民知道？
台灣立法院有相當多的運作，都違反民主程序，甚至破壞民主法治秩序，違反立憲主義的基本原則。國會議長必須客觀中立，為何會變成最有權力的人，甚至要選總統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立法委員沒有國會調查權，如何監督行政機關？國政調查權才可監督行政機關，立法委員必須擁有國政調查權，才可建立行政權接受立法權監督的民主法治政治。
最近，聽說台北市政府就有54萬件的機密文件，連市議員都不能閱覽，我們是傻瓜納稅人，繳稅選市議員，結果市議員無法監督市長，因為都是機密文件，無法確認是否有弊端。
地方政府何來機密問題？世界民主國家聞所未聞。中央政府或可在國防、外交上保有機密，但即使如此，在野黨國會議員仍可進行秘密委員會議，了解監督機密內容，但須課以不可洩漏的義務。
另外，關於罷免制度，當前世界立憲主義國家，都不存在國會議員的罷免制度。日本首相安倍去年一聲令下罷免四百多位的國會議員，日本國民都不需要連署罷免。
台灣要罷免一位立法委員，費盡千辛萬苦，結果仍沒通過。但是，即使成功，對立法院又能改變多少？
我們不需要這種罷免制度，更重要的是，平時如何進行監督，例如輿論、公共媒體的監督。台灣並不存在監督國會的公共媒體，因此，國會議員無所畏懼，肆無忌憚。
民主憲政國家，必然為保障國民「知的權利」，保障公共媒體與新聞自由，如此一來，國會的少數就有機會成為多數，即使是少數黨仍有機會通過法案，這是因為國民站出來支持的結果。
只要是國民支持的法案，在國會公開投票之下，多數黨不敢投反對票，這才是監督國會議員。
如果因某個議案，就進行對某議員的罷免，這種作法過度勞累，民主國家不會採用這種繁雜過勞的罷免投票程序。
行政不中立 司法不獨立
民主憲政國家，行政體系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維持行政中立、依法行政，但是，台灣的行政體系，文官不中立，不依法行政。甚至到今天，台灣人還任由國民黨組織存在於許多政府機關的公務員體系中。
連應該中立客觀的行政委員會，例如最近公平交易委員會竟然受行政機關的打壓，民主國家絕無這種情形，獨立客觀的行政委員會，最重要的特質與任務，就是不受行政機關的指揮命令。發生這種情形，就是現在仍繼續惡用不當的法制。
民主憲政國家要求的司法獨立，依法審判，台灣人民卻任由法官在林益世案的荒謬判決；任由法官引用宋代的大水庫說詞；任由所謂「殘忍度未達殘忍程度」，沒有這類的法律規定，怎麼可以引用？
法官的判決，可以依照自我意志，主觀意見，且無人監督。台灣當前的情形就是上自憲法不具正當性，下至各種法律制度的濫用，進而操控政府機器，看似人民是國家主人，其實不是，而是違反民主法治的社會與體制。
這個政府，上自憲法，下至各種法律制度，都無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也未實行民主法治，這些都是符合行使抵抗權的要件。
覺醒！行使抵抗權的第一步
但人類社會的經驗是，人民要起來抵抗前必須先覺醒。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當選總統後的演說指出，「感謝你們投票選我當總統，我非常感謝，但從現在 起，我當總統掌握國家權力，你們要從今天開始，懷疑我監督我，我所講的，我所做的，你們都要質疑，是否有欺騙，你們如果不懷疑我，監督我，那麼美國不可能 成為民主法治的國家」。
國民不懷疑統治者總統與國會議員，不隨時監督它們，這個社會與國家不可能成為民主法治的社會與國家。反觀我們的青少年，從小受的教育，是效忠政府，相信馬總統的話。
200年前，美國總統就告訴國民不可以相信他的話，可能是欺騙，人民要質疑、監督，如此才能建立民主法治的國家。
台灣的抵抗運動，最重要就是要人民的覺醒，80年代以前，我們被教育，被要求，要忠黨愛國守法，做國家的好公民，學校的模範生，考第一名，在這種遊戲規則下，不可能培養懷疑，更不會對不正義的體制進行抵抗。
過去台灣的學生，質疑教官說的，一抵抗就被記過受處罰，當順民。凍結憲法，實行戒嚴法，要人民守法不得反抗。
但是，一連串的動亂，促成人民站起來，站出來。從桃園事件，到美麗島事件。過去法律禁止組黨，民進黨挑戰惡法成立了，現在竟有民進黨人對太陽花學運說，「我們幫你們辯護減輕刑責，做錯事就要承認」。
民進黨過去組黨犯法違法，就是要無視當時的法律，進行抵抗而組黨。鄭南榕先生爭言論自由，在雜誌刊登國民黨視為違法的言論。檢察官發出拘票，如果出庭應訊，應該不會判太重。但，鄭先生行使抵抗權，拒絕拘票，衝進來就實行抵抗違法的法律。
抵抗運動中斷 年輕人再上街頭
1990年台灣教會協會成立，70多位教授連署，進行討論，當時記得舊國民黨兩位教授在台下站起來說，若台灣教授協會通過主張台灣獨立，明天我們都會被抓。
幾個年輕的教授看著我，我只好站起來說，我一生未參加任何的組織或政黨，今天我來參加台灣教授協會就是因為有台灣獨立，若拿掉台灣獨立，則台灣教授協會不存在意義。
當初是刑法第100條，有所謂的言論叛亂罪，不能主張台獨。如果要守法，那麼刑法第100條言論叛亂仍然存在。廖宜恩教授發動廢除第100條抵抗運動。唯有不斷的抵抗惡法，最後結果才能成功廢除。
建立新國家，制定新憲法，跟我同輩年齡者都聽過，當時的民進黨與所有台灣的抵抗運動，都喊這個口號，「建立新國家，制定新憲法」。
台灣長老教會早就發表宣言建立新國家，今日台灣長老教會參與社會運動的牧師，是否回想，當時高俊明牧師發表的「建立新國家」。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國家嗎？承認這個不是國家的中國舊政府體制，這是建立新國家嗎？為何所有的抵抗運動中斷挫折？
原因就是統治者鑒於抵抗運動轉強，因而狡猾的放出好處，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等，造成大多數的人與團體，包括台灣教授協會都進入體制內，認同中華民國，而且是全面性的認同，推出所謂的選舉總路線。
原來在抵抗運動裡的，轉而認為選舉得到人民支持才是對的。於是，不講制憲建國，只講零碎枝節的問題，就獲得選票，這能解決什麼？得到選票就可以成立保障人權，民主法治的政府嗎？就能建國、制憲，就能實現民主法治、社會福利國家的社會權保障嗎？
當時抵抗的總目標，卻被選舉總路線取代，造成今天的結果，放棄抵抗的目標，認同中華民國是國家，參與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改，承認容許舊有的反動勢力，不要轉型正義。
30年後的今天，台灣的年輕人仍要上街頭流血抗爭，無法過安定愉快幸福的生活，這是因為上一代未盡責，中斷抵抗運動，進入中華民國體制，容許體制繼續欺騙人民，結果是下一代必須承擔責任。
由此可知，人民很容易受騙，所有進入體制者不再堅持，造成的結果，是必須向在座的年輕人說對不起，因為我們未堅持抵抗的目標，容許這個不正當的體制繼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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