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19
何明修/台大社會學系教授
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落幕後，南方朔曾發表著名評論文章「這一場運動非常中國」。他認為學生沒有跳脫出「忠君愛國運動」的框架，自我限縮為「代呈全民政治請願書」。除非擺脫東方強人社會下的奴性心態，學生是無法展現新的政治風格。二十四年來，從野百合、野草莓，再到太陽花，我們的確看到新形態的世代政治。
華人文化賦與讀書人道德的優位性，「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價值正當化了學生的救國情操。從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到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中國學生試圖扮演愛國知識份子，絕食抗議、寫遺書、要求官員表態等動作都是展現一套既有的政治劇場。在野百合學運中，也有絕食團的出現。
士人文化是菁英主義的，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擔當社會的良心，扮演諤諤之士。在野百合學運中，區隔學生與非學生的糾察線意味著一種社會隔離，劃分出菁英與非菁英。絕食不是任何人都有資格採取的抗爭劇碼，只有菁英以這種戲劇化方式來彰顯比自己性命更高的價值，才能製造統治者的壓力。隨著大學生菁英主義的退位，後續學運再也不曾出現絕食的活動。
在一九九○年，學運幹部決定採取「野百合」的精神象徵，因為它代表了「自主性」、「草根性」、「生命力強」、「春天盛開」、「純潔」、「崇高」等意義。那是學生自我形象的投射，他們顯然在意外界的觀感，急切地先界定自身。在二○○八年，學生透過表決選定了「野草莓」的名稱，一方面是有承續「野百合」的精神意味；另一方面，也要強調七、八年級生並不是如外界所說的易碎、低抗壓性的「草莓世代」，他們也是有很野性的一面。
從野百合到野草莓，消失的是知識份子的我群意識，開始浮現的世代意識。在學運還來不及自我命名之前，媒體就先採用了「太陽花」的名稱。儘管學運幹部不是滿意這樣的名稱，但是也沒有試圖加以改正。就筆者的觀察，尤其是在邱毅的「指花為蕉」事件後，很多參與者還樂於採用太陽花的名稱，因為那是帶有一點的反諷意味。不再執著於稱呼問題，似乎意味著要凸顯知識份子特殊身分的焦慮感消失了，學生與非學生的差異或許仍存在，但是那已不再是一種優位性的關係。此次「學運」有許多參與者不是學生，但大致上仍是年輕人居多。更妥當來講，太陽花不是一種立基於學生身分的運動，而是一場學生領導的世代抗議。
從菁英群體到青年世代，文化表達詞彙也改變了。在士人政治的腳本中，憂國憂民是基調，情緒是高亢而悲憤，整個國家與民族的重量彷彿快壓垮了個人脆弱的性命。太陽花學運徹底與這樣的政治傳統斷裂，大量地從年輕人的通俗文化中汲取表達元素。台灣的九○後世代是網路世界成長的一群，ＰＴＴ上常見的kuso、反串、反諷等的語言風格被直接拿來套用。馬英九反覆說明的「利大於弊」，被網友簡稱為「Z>B」，以諷剌他沒有真正回應人民對於中國因素的憂慮。
林飛帆、陳為廷兩位魅力領袖也很難將他們與愛國志士聯想在一起。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氣息就是非常生活化，與一般年輕人沒有什麼兩樣。陳為廷被戰友「爆料」腳臭，而他在大腸花論壇中，也很阿沙力脫上衣「露胸道歉」，他還「抱怨」林飛帆的臉書粉絲比較多。同樣地，林飛帆不能免俗與大家一同「訐譙」，他開玩笑地指出，「送太陽花來的人破壞了學運的美感」。
對於他們而言，愛國書生、革命志士的故事（這是國民黨「建國百年」樣板劇所歌頌的「夢想家」），早就陳腔濫調，無法引發共鳴。憂國憂民的政治文化起源於高度壓抑的社會，異議的表達才需要採取如此戲劇化的方式。台灣的年輕人成長於一個沒有政治恐懼的年代，民主已經是他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因此，儘管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公民不服從，他們很自在將日常生活文化帶入學運，而不需要裝腔作勢，特意扮演一個自己很不熟悉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