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暑假該衝文章數的時間了XD

這是這學期我用力最深的一份學期報告了（搞不好是我大學中用力最深的一個），這個題目也是有模仿柯文（Paul Cohen）這類認為歷史是建構出來的後現代學者的意思，不過因為黃帝的題目，如果說是民國初年的，那已經很多人做了，如果說是講儀式的，因為這玩意的儀 式根本就是現在共產黨自創的，所以也沒儀式可言（不過還是有人可以拿來寫碩士論文，真是不可思議），因此特別就選定了在1930~1950年代間的黃帝崇 拜

其實這項崇拜也並不算是「歷史」，民國政府之所以有「民族掃墓節」，掃的就是「民族始祖」黃帝的陵墓，雖然到台灣之後中樞冥誕的地位取代了對於清明 節遙祭黃帝陵的意義，但其實中華民國遷台之後各任總統幾乎都有遙祭黃帝，甚至連連宋訪問大陸，中共都有意無意地讓他們去參觀黃帝陵，以彰顯「中華民族」的 團結，這也就是整個黃帝崇拜最有趣的地方了

因為資料不多，時代又縮得很小，但是有字數的壓力，所以這篇報告花了將近四個月才搞定，還多擴充了一些和陝北黃陵沒有這麼密切關係的章節，大致上資料能用的都用了，希望這篇是可以把這一個時期的黃帝崇拜做一個總結性的敘述XDDDDD

跳轉後看正文，自述很多，不喜勿入，喔對最後謝謝那些被我吵著幫我挑錯字和接受我很奇怪的文法的老師以及同學！

喔對，謝絕抄襲

前言：國家的原點

自從革命黨人在武昌城牆上貼上了「黃帝紀元」的布告後，作為國族的起點，黃帝似乎取代了三皇和孔子，隨著新興的民國政權成為了官定的「民族起源」。

雖然革命政權以黃帝為國家之始，黃帝看似掙脫晚清知識分子對於黃帝的辯論[1]得到了崇高的地位。不過革命成功之後，一般革命黨人除了口中談黃帝之外，對於黃帝究竟做了哪些具體事蹟？又有什麼象徵意義？甚至從明朝開始就有定期官祀的陝西黃帝橋陵都漠不關心[2]。雖然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于右任在民國7年經過陝北的黃帝陵時心有所感編的《黃帝功德紀》（這也成為後世言黃帝功績者的藍本），但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討論中，時人對於孫中山認為的「主義源起」（所謂道統）仍比黃帝關心。

民國24年，在中央大員邵元沖的主導下，國民政府開始正式祭祀黃帝陵[3]， 也同時將清明節改為「民族掃墓節」以表尊崇，另外，抗戰前後國共兩黨幾乎年年合祀黃陵，甚至連與毛澤東有嫌隙的張國燾逃離延安都是借由這項祭祀活動之便， 這也使得黃帝進入現代中國的政治舞台。隨著大陸局勢丕變，國府迄今仍然年年在中央所在地遙祭，而中共也有對應的祭祀活動。

雖然將黃帝視為國族的起源，自清末以來就一直備受爭議，不過這也是國共雙方少數的「共識」，但基於雙方對於社會和歷史有著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對黃帝的描寫也就出現了一些差異，筆者希望在本文中借由回顧1930到1950年代之間的報章和教科書中雙方論點的差異和共同之處，描述近代中國社會集體意識建構的一個側面[4]。

節日：英雄的時代

馬 克思在《德意志的意識形態》中認為革命是一場「推翻舊有社會結構」的事件，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的助產婆如何以「喜聞樂見」的宣傳形式改造舊社會，一 直也是新興的革命政權所注意的，如在法國大革命時，革命政權所公布的共和曆就是其中的典型，二十世紀通訊設備普及之後，蘇聯對於每年的十月革命紀念典禮和 領導人過世的現場轉播與遊行，也是不斷的在現實的時間中複製了永恆不斷的「革命」。作為列寧式的政黨，雖然對「群眾」的定義和掌握程度不一，但1930年代到1960年代間國共兩黨各自製造了大量的「烈士」和「英雄」。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中，黃帝在現代中國不但是「民族先祖」，同時也是「民族英雄」，因此筆者先簡單的回顧這一段可能是中國現代史中產生最多英雄與英雄紀念碑的時代[5]。

祭祀活動在帝國時期有著一種儒家教化上慎終追遠的精神，民國肇造後，儒家式的意義出現了轉化。民國元年二月孫中山在南京祭祀過「民族先烈」朱元璋的陵墓[6]就可視為是一個新的發展，其後在每年的清明、雙十南北國府都會進行類似的烈士祀典。隨著北伐統一，我們可以在當時南京市和上海市的城市規劃中看到佔地廣闊的中山陵和革命烈士紀念墓園的規劃，民國新都和民國烈士、民族的英雄交織成了新的民國形象。

英雄紀念碑大量出現在1920年代末，而且英雄紀念碑的演化過程本身也和國民黨政治方向的轉變緊密結合，除了國民黨「發明」的許多祭祀國民革命英雄的節日外（例如青年節和各省「參與」辛亥革命的日子），反共相關的紀念日也是20年代之後民國新創的一種節日，其中五卅運動紀念碑的轉折可以做為其中的代表。五卅運動本身是一場工人運動，但在分共後，由於國民黨對於工人運動的態度轉為曖昧，於是民國17年 在上海落成的五卅紀念碑，不但只提五卅「反帝」的一面，順道還將五卅運動與「孫總理」做了一個連結，認為這場運動和孫先生逝世七十八天有所關聯。基於這類 反共的意識形態，國民黨也為了「反共」的理由為一一二二慘案立了紀念碑（雖然一一二二慘案的發生原因應該和西山派結合軍閥屠殺學生有關）。到了剿匪告一段 落時，蔣中正也下令相關省縣需撥款建築烈士紀念陵園表揚剿匪將士[7]，黨國的信仰和需要造就了1930年代中國新的政治景觀。

1930年代後也出現了許多「烈士」，參考當時報章，大抵上國民黨軍政要員，或是死傷將士死亡後均稱為烈士，甚至也有「辦公桌上的烈士」[8]（鼓勵黨務人員需要忠於黨國努力工作）。雖然在民國30年代就有烈士家屬投書中央日報指出政府對烈士撫卹不足，但烈士仍是國共兩黨競逐的政治象徵。國共內戰時期可以說是產生中共烈士最多的時期，就在中共大量的指責國民黨殺害烈士之際，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後，12月《中央日報》即在高雄指稱中共在廣州「瘋狂破壞烈士陵墓」[9]。

中共建政後，英雄崇拜除了過去的「革命先烈」之外，是 否和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也成為當局的考量之一。除了許多如雷鋒般為人民服務的高大全英雄之外，民國元勛在此時期也有了不同的意義，不同於民國時期《中央日 報》上依往例在三二九青年節時總會提到的「青年革命」和「忠黨愛國」，中共建政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歷次祭祀廣州黃花崗烈士陵時，提及的黃花崗的精神就 成了「忠於革命，忠於人民」[10]。有趣的是，作為「慎終追遠」的清明節，在中共建政之後依然是動員群眾祭祀烈士的日子——只是當天不再放假——新興的黨國藉由塑造「人民」、「英雄」將自己和過去的歷史重新結合了起來。

與民國時期類似，目前在中國大陸幾乎每一座大城鎮的通衢大道上都立著革命紀念碑和烈士墓園。但解 放和人民的母題已經取代了露骨的黨國論述，其中又以天安門前「人民英雄紀念碑」作為代表[11]， 紀念碑上這些面部表情類似、肌肉健壯，為人民革命所奉獻的浮雕英雄取代了民國時期在忠烈祠中的那些專為黨國犧牲的木主。雖然我們還是可以找到每年舉行的 「四八烈士」和「二七事件」這類和中共黨史緊密結合的「英雄」們，但在祭祀時，宣傳部門總是會強調其「為人民服務」的意義而不再是「忠黨愛國」。

由於上述的歷史過程，1930年代，正當民國「黃金十年」，政府大量製造「英雄」之際，黃帝的崇拜也在此時重新以「民族英雄」和「民族始祖」的形象浮上檯面，上述「製造英雄」的程序，也會一一的反應在之後關於黃帝形象的建構上。

祀典：不朽的先祖

由於傳統上中華帝國並沒有一個「國族始祖」的概念，在明清時期除了的北京和南京的歷代帝王廟可以代表官方對於王朝始祖的認知之外，民間連祭祀真實存在過的帝王都相當的罕見，華北各地雖然有三皇廟，但多半是作為祈求疾病康復之用[12]。因此晚清的知識份子在處理這方面的認同議題時就相當的曖昧，例如首倡「黃帝紀元」的劉師培在其《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卻認為民族始祖是「天皇、地皇、人皇」[13]。不過如前所述，在革命黨人將「黃帝紀年」寫上武昌城中的告示之後，黃帝或許就超越了孔子成為國族的始祖。除了黃帝之外，另外一個比較為人所熟知的始祖就是民國12年孫中山先生回答俄國人「三民主義」思想脈絡的「唐堯虞舜」。因此之後在戴季陶等人的政治宣傳中，國民黨的正統性就由「堯舜」作為起點[14]，不論主義和國族之起源究竟為何，我們可以確定直到民國24年的黃帝陵祭祀開始前黃帝鮮少出現在民國的政治討論中。

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將清明節固定在4月5日，由於當日舉辦黃帝祭典，故名為「民族掃墓節」，民國24年首祭的官員就認為祭祀黃帝的原因在於「功大莫過於建國」[15]，如此一來，祭祀黃帝陵的儀式成了民國與傳統帝國之間建立歷史連結的方式之一。

此外，民國20年東北淪喪之後，許多知識份子都認為西北建設是「民族復興」的象徵。民國21年經過中部黃陵的官員已經發出「老祖宗木樹之萎靡，無怪乎子孫之不景氣」[16]之語，邵元沖等中央大員為了祭祀黃陵發稿到各地報紙的文章中，也認為中央要祭祀黃帝陵是由於「民國以來，不但一般民眾對於黃帝祭典不甚關心，連號稱『炎黃子孫』的革命志士也莫若無睹」[17]。

中央大員對黃帝陵的特殊興趣也引導了輿論。若將民國24年到民國38年間在4月5日歷次中央委任官員祭祀黃帝陵的活動中，民間與官方的新聞報導分類後進行統計學上的卡方檢定分析，可以發現中央特別派遣大員祭祀黃帝陵而非委由陝西官員祭祀時，上海各地的報紙中關於黃帝陵文章就會增加許多，也達到了統計上的邊緣顯著相關。

由於報紙大多使用中央社的通稿，因此我們只能認為輿論對於祭祀黃帝陵態度是如《申報》在標題中寫道的是：「民族英雄不朽」[18]。不過在民國24年中央派張繼祭祀時，《大公報》上出現了有趣的投書，與康有為等在民國初年所提出的類似，該文指出「黃陵、周陵乃是漢人先祖，中央貿然祭祀乃是對於其他民族的不尊重」[19]，這一點和隔一兩年後范長江在《塞上行》中提出的觀點也有所類似（范氏認為在察哈爾、蒙古等地使用的小學課本大肆宣揚江南風光，不利於國內民族團結），可見民國20年代的黃帝陵祭祀雖然有民族復興的觀點，但對於西北的民族問題（或國內整體的民族問題）有所關注者仍然會認為有相當不妥之處。但另一方面，由於報紙的報導，中央大員屢次派往陝北祭祀黃陵對於沿海城市輿論中的民族主義有引導的作用，民國29年，身處上海孤島的《申報》也出現一篇教導小朋友認識「民族掃墓節」意義的文章，認為黃帝最偉大的功績就是「征服了中國境內所有的異族」[20]，民族主義再次召喚了遙遠的亡靈為其作戰。

由於陝西是中華民族發源的重要省分，另外中共中央在民國24年之後的新落腳處距離黃帝陵所在的中部縣不過百里之遙，日軍全面侵華之後，基於中國全面抗戰的立場，兩黨對黃帝陵祭祀活動的關注就更加積極。國共在民國26年 開始了合祀黃帝陵的活動。毛澤東抓準了這個機會，將祭祀黃帝的祭文變成了一篇推廣抗戰統一戰線的宣傳文章（在毛澤東的祭文中已經看不到康有為等人對於黃帝 代表性的質疑，「赫赫始祖」成為全文開始的詞句，更加重要的是「民族戰線，救國良方」），相較之下，同年國府的文章中除了緊扣已經喊了很多年的民族大義之 外就別無新意了。

不過民族意識的高漲和統一戰線仍然無法改變內部的矛盾，就在毛澤東發表國共合祀黃帝陵的祭文之後的隔年，長征期間與毛澤東有衝突的張國燾藉由代表中共祭祀黃陵的機會離開了延安。張國燾認為，「……祭典極具民族意義……挑在這一天離開，也極具政治意義」[21]。雖然我們並不知道張國燾所認為的「意義」為何，但參考抗戰前開始的沿海報紙和《中央日報》的報導，兩黨合祭的新聞在報紙中卻是隻字不提，或許處在當時政權紛立的中國，在宣傳場域中獨佔這類對於民族先祖的祭祀意義便是：正統。

黃帝陵的祭祀在抗戰時期不斷的持續[22]，而黃陵所在的陝西省中部縣因此也從「陝北貧瘠之本相，到此一目了然」[23]轉而多許多現代化建設，甚至還有一個「黃帝陵文化區」的區域計畫。隨著國共內戰的爆發，民國36年3月胡宗南部隊攻入延安之後便請中外記者團共同參訪黃帝陵，同年國府也進行了大陸時期最後的一次黃帝陵祭祀活動。

民國37年3月黃陵縣「解放」後， 國府開始了迄今沒有結束的「遙祭黃陵」，同時國共兩黨也利用的黃帝的民族始祖形象抹黑對方。先是在當年4月6日，《申報》上就出現希望中央迅速將「民族根本」從中共手中收復的「遙祭黃陵」一文，認為「洛川陷匪，黃陵亦為其所占，共黨摧殘我國固有文化……我大軍現已聚集西安，即應速收復，以其不負於我祖先在天之靈」[24]，但陝北陷落後的情形外界幾乎難以得知，同年4月13日《人民日報》指出「中華民族始祖所在的黃陵聖地，遭到他的不肖子孫蔣匪的百般破壞褻瀆」[25]，幾天後台北版的《中央日報》則報導了另外一場由於「民族掃墓節前夕，共匪因感燃料發生恐慌」因而對破壞黃帝陵周邊樹木的事件，最後不忘補上「陝民對於共匪此種摧毀神器，擅毀祖宗陵墓之罪刑，莫不深感痛覺」[26]。

戰爭對於設備的毀壞或許不可避免，但自從中共在中部縣站穩腳步後，祭祀的層級由國府時代的中央大員祭祀降為地方官員祭祀，甚至連黃帝陵的建築也沒有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視。1955年，原本在民國29年就參訪過黃陵的華僑陳嘉庚又再度前往黃帝陵，看到已經解放7年的黃帝陵還是一片荒蕪，陳嘉庚便向毛澤東上書請求修復[27]，或許這也可以看出正在處理各民族關係和建立自治區中共對於黃帝陵的重視程度已不如過去是黃帝為「中華民族」始祖的國府那般重視了。

課本：科學的歷史

由於1949年的分裂，國共兩黨在中國大陸上的宣傳競逐隨著戰爭的停歇的告終，但在意識形態的競逐卻沒有停止。教科書的寫作往往代表著政權如何傳遞自己的歷史想像，因此在這個部分，筆者將以教科書作為國共兩黨在1950年代後「黃帝」想像的材料。

國府遷台後，基於「正統所繫」和「文化復興」，教科書 都強調了「黃帝」的特殊形象。而在馬列主義的社會進化觀中，如何將理論中的原始公社與中國既有的帝王傳說進行調和，也是中共建政之初該如何改造黃帝神話的 一個重點。另外我們可以在教科書的寫作中發現到中共和國民政府對於如何治理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不同態度，黃帝由國府的口中的「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轉變 為中共口中的「黃河流域人民的共同祖先」。和其他的歷史書籍不同，官定的歷史教科書的印行量總是數以百萬計，而多數的人民也是藉由歷史教科書中的字句了解 中國歷史，因此這部分的差異也影響了海峽兩岸社會中對於民族的不同觀點。

歷史教科書的編纂同時也有著一套歷史解釋，並且必須使 整本教科書維持在類似的論點之下。回顧對於中國歷史起源的寫作，除了前述的劉師培在其編的歷史教科書中提到中國歷史源自「天皇、地皇、人皇」外，張蔭麟在 《中國史綱》也以新挖掘的仰韶文化取代整個傳說中的上古史，直接由商朝作為中國歷史的起源，張蔭麟先生也在民國26年《大公報》上對當時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多有批評，他認為他自己要編一套不以黃帝為始祖，供兒童學習的中國歷史，並且對於「那些將責其抹煞羲農黃帝」的史家只能「無言」以對[28]。較張蔭麟稍早，顧頡剛也曾經以類似的作法編過一套中國歷史教科書，但遭遇的反抗就更激烈，甚至還成了禁書[29]。不過這類私家編纂的歷史終究不是日後由中央政府命令，印行數百萬本，通行全國的官方歷史教科書的對手，黃帝依舊成為兩黨凝結國民信仰的一個橋樑。

國府遷台後，我們可以看到各種版本的教科書中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到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先祖，雖然教師手冊一致的認為這種幾乎很少拿來出題的章節，教學目的就是要「培養學生民族氣節」[30]，但在民國73年前中學教科書中都還是會附上黃陵的照片供學生上課時「遙祭」。
國民政府遷台後的教科書對於黃帝的描述沒有多少變化。隨著時間的推展和政治宣傳的需要，對於「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關注之情逐漸增加，參考民國42年的初中和高中歷史教科書，時值「動員戡亂」初期的初中課本指出黃帝是「中華民族中最偉大的英雄」，其中原因在於黃帝「討平了叛亂」。民國55年 的國中歷史課本指出黃帝不但是中國的始祖，由於「一個國家沒有領袖就像一列火車沒有車頭」，所以黃帝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知名的「領袖」。此外，雖然黃帝 所在的時代並不流行「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但教科書作者認為黃帝主要的功業中有一項是「團結境內的人民，使中華民族有了共同的信仰」。在 國小的社會科教科書中，編輯者指出黃帝不但是中華民族共同的遠祖，由於孫中山先生說過民族除了「血統之外，尚有語言、風俗、生活習慣等等」，因此身為炎黃 子孫的小朋友都要「尊敬黃帝就像是尊敬國父孫中山先生一樣」，雖然相隔數千年，但黨國領袖、主義卻在教科書中得到了與民族的始祖並駕齊驅的機會。

不過三民主義和中國文化的始祖似乎並沒 有轉移到黃帝身上，雖然我們可以找到一些中國文化概論的教科書中指出「黃帝時文化大備……因此我們稱為黃帝子孫」，也有一些小學教師寫的三民主義論文會誤 解戴季陶先生的文章，認為道統的起源應該是「黃帝、堯、舜」。但這可能只是少數的特例，多數中國文化教材都指出神話時期並沒有可稱為文化的事物，而在三民 主義的教本中，道統起源仍託付給堯舜。

左派的歷史寫作中，郭沫若曾經大力批判古代的神話「沒有保存多少資料」，「所謂黃帝……不過就是史家現實化的神話人物」[31]，但這樣的批評似乎沒有帶給黃帝多大的衝擊。在1950、1960年代中共的歷史教科書[32]中，除了少數版本完全以恩格斯對於原始公社的研究講解中國歷史、考古發現取代黃帝之外，幾乎每個版本都還是提到「中國比較有系統的歷史，可以承認是從黃帝開始的」[33]。

如果我們考察50年代中共歷史教科書中黃帝形象的變化，或許也可以發現中共重新書寫中國歷史的過程。

在1950、1951年版本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中，都還可以看到詳細的黃帝和以下的傳說帝王系譜，整體來看與台灣同時期的教科書書寫沒有多大的差異，到了1956年的版本時，黃帝雖然還是「制禮作樂」的先驅者，但是他的這些發明成了「勞動人民的偉大智慧」，之後1957年版本的初中歷史教科書就繼承了這類說法。

中共對於現實政治的解釋與意識型態也進入了黃帝神話之 中，首先我們可以注意到階級的問題，恩格斯所謂的原始公社的財富分化的說法占了左派對於歷史解釋的主要的位置（財富分化之後，階級就會應運而生，於是一切 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但財富分化到底是在哪一個傳說時代，沒有人可以很確定的回答。不過 1981年版本（資料中缺乏1960年代的教科書資料）的初中歷史教科書時試圖回答這個問題，黃帝在該書中成為「原始公社財富分化」後出現的氏族領袖的象徵。如果我們的視野從「階級」移到「民族」的話，可以發現黃帝的涵蓋面在1950年代的教科書中由1950、1951版本「中國比較有系統的歷史的始祖」轉變為1957年版本中的「黃河流域人民的始祖」，而這個演化的過程也許是呼應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的《論十大關係》中對於照顧少數民族的想法。

在1950年代中共教科書中的演變讓我們可以發現黃帝由中性的民族主義人物轉變為階級分化前的「勞動人民」的象徵（到了1980年代又成為了階級分化之後的氏族領袖的前身）。這符合了中共對於歷史教學法的檢討，在1951年出版的《中學歷史教學的改進》[34]一 書中提到「某些教員的教學法停留在前三皇後五帝，並認為歷史分析是一種政治宣傳……這種錯誤就不用說了」，另外該書也對於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之外的歷史教學 中，某些教員也沒有注意到原始階級分化的現象而有所批評。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時代裡中共教科書很精密的尋找到底原始公社是 在黃帝－禹之間的哪個時期開始分化——傳說中的歷史在中共的筆下闡釋出了科學的性質。

結論：故事新編[35]

雖然在太史公撰寫《史記》時，已經發現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的事實。黃帝究竟做了什麼我們或許已經難以了解，但由於革命黨人的信仰，使黃帝逃過了民國初年知識分子的攻擊與新興的國族融為一體，塑造了新的歷史想像。

由於關於黃帝的所作所為，最早最完整的記述只見於《史記》，民國33年編的《黃陵縣志》和同樣編在抗戰時期，錢穆的《黃帝》也都採用了類似的來源，並認為這樣「是有道理的」[36]，隨著中國的危局，黃帝的功績也從《史記》原文中「修德振兵……尊軒轅為天子」逐步擴大為「統一四方」[37]。

雖 然左派史家們和古史辯學派對於黃帝和其他神話人物的批評並沒有隨著黃帝成為當時中國政治家口中的「人文始祖」而有所停歇。到了中共建政之後，雖然科學的馬 克思主義觀點壟罩了全國的歷史寫作，可是黃帝作為起碼黃河流域人民共祖的身分卻沒有更改，雖然其中也有遭到刪除過，但多數的時候也只是隨著社會進化的理論 有所調整。

1980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之後，由於作為「炎黃子孫」共同的始祖，黃帝取代了勞動人民的象徵——「禹」和其他的考古發現，再度成為凝結民族認同的象徵。同時，中共開始一系列的黃帝陵擴建工程，新時代的黃帝陵祭祀與過去相比就相當有趣。參考2005年陝西省志中的的《黃帝陵志》[38]和1993年西北大學編的《血脈五千年》兩書，可以發現過去的祭祀活動偏重於官方的「告祭民族始祖」，1980年 代後大量的「海外僑胞」祭祀和「台灣同胞」祭祀成為撰寫的重點，直到最近國、親兩黨主席訪問大陸時都有「告祭黃帝」的儀式，這一連串的發展或許使我們不會 對中共在收回港澳時在黃帝陵前建築三塊石碑「告祭民族先祖」的行徑感到意外，此時的黃帝又成了終結中國百年對外恥辱歷史和中國內戰圖騰。

或 許由於傳統上對於黃帝敘事的空白（或者是傳統對於黃帝是「千古一帝」和「黃帝內經」的形象不再符合民國以降新的社會觀念而出現的空白），因此讓民族主義能 夠找到一個合適的缺口形塑適合今日中國的民族偶像，並適時為黃帝塗抹上符合當時政治形勢需要的裝扮。也因為黃帝神話中的民族主義成分，使得黃帝成為國共兩 黨對於中國國族起源的共同想像，藉由教科書的傳遞，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當下兩岸社會的共同遠祖想像。

雖然黃帝陵、雨花台這類英雄紀念聖殿在1960年代後因為官方頻繁的動員導致枯燥化的局面而乏人問津[39]。但在大陸民族主義結合文化商業旅遊興起的今日（除了黃帝陵這類因為「民族」而產生的旅遊勝地之外，還出現了「紅色旅遊」勝地），不單單是每年的黃帝陵祭祀活動（黃陵縣政府甚至在當地「發明」了一種號稱「歷史悠久」的重陽節祭祀黃帝升天「習俗」表演給遊客參觀[40]），連1940年時曾經一度祭祀過的「炎帝陵」（史書中對於炎帝歸於何處就更加模糊不清[41]）也開始展開擴建工程。筆者或許無法預測未來還會有多少古代帝王會再度復活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象徵，但希望本文可以提供關於1930到1950年代的中國在建構遠古始祖想像的概觀，也可以看到中國民族主義社會建構早期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