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爾會有學生或臉友寫訊息給我，表達他們的焦慮。這焦慮來自很多層次，比方說學生焦慮如何說服上一輩，這是個值得參與思考的活動，而不是個違法的活動；比方說有臉友認為，這群年輕人會不會只是被陳為廷與林飛帆迷惑，而他們背後竟爾是政黨利益支持的結果？也有質疑我身為老師該不該呼喚學生回校回家？我不知道330的集會是否解了他們的疑惑，但它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要召喚如是一群人，絕非像有些人所說，你可以占領立法院，那麼我也可以占領那麼簡單。一群人占領了，竟產生支持這群人長期占領的力量，藉以對抗某個決策，這並不是隨意為之可以做到的，其中必然有些問題值得注意。
學生占領了國會議場，這不僅是台灣歷史上首次，也在世界極為罕見的，象徵民意的代議機關被平民占領。台灣在日治時代曾發起長達十幾年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當時知識份子認為，即使是被殖民地，若能設立議會，那麼台灣人就有機會參與政治，改變命運。國民政府來台後，議會是有了，卻是一個萬年不改選的「國民大會」。這個國會代表的正當性在1990年野百合學運被挑戰，而後被凍結、瓦解。離國會全面改選後僅僅二十餘年，台灣政府的最高民意機關立法院，就因為它的遲緩發展、混亂鬥爭、弱智化的問政、荒謬的程序，而幾乎完全失去民眾的信任，變成嘲弄的對象。
這次學運的爆發點就是國民黨立委用30秒的時間將法案送出委員會的荒謬決策，議會象徵的神聖意義既在多數人民心目中已很薄弱，因此當議會被學生占領時，它瞬間在「現實」中也被「解嚴」，或者說「解除神聖性」了。
其次，這次從事件爆發開始，台灣的網路世界上開始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公眾議題討論風潮。關於服貿議題，巨大如自由貿易(FTA)的簽訂、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概念、詭譎的兩岸關係、在國際社會中被排擠的台灣適不適用於國際法？細微諸如印刷編輯業、美髮業、電信業等所能承受的產業衝擊，都有非常簡易(懶人包)到很嚴肅、專業的討論出現。也就是說，台灣進入了一個高度資訊分享、透明的世代。而只要你曾經出現在集會遊行場合，我此刻不敢不相信，你一定出現在某個人的相機裡，只要你偶然成了新聞人物，這些影像都會在很短的時間被搜尋出來。
這兩者都是非常複雜的因素、長期蘊釀的結果，而不是單一運動的「革命性變化」。從樂生、野草莓、反國光石化、反核、反迫遷、洪仲丘事件等等議題，台灣社會生長出了一群能讀書、思辨的年輕人，而不單單是陳為廷與林飛帆兩個。這是台灣高等教育普及，百害中重要「一利」。因為這群年輕人成長了之後，只要像陳、林這樣的領袖背叛了他們的思考，很快就會落得跟今天的政治人物一樣下場。很多人認為像陳、林被「造神」了，但「神」與「神話」都不是一時的，而是更長久的物事，不堪檢驗的神，只是偽神而已。知識與時間有檢驗偽神的能力。
也因此這次運動，雖然領袖集聚了鎂光燈，但我的焦點卻在這樣的世代圖像之上。包括在僵化教育裡，台灣民間失去了一段時間的美學與幽默感，漸漸回來了。
從幾年前民間的社會運動開始，我發現有藝術才能的學生開始改變運動裡的視覺符號，反國光石化的時候，他們將台灣民間重要的神明媽祖，做成Q版的圖像貼紙，或者是用民間的符籙，寫上呼喚群眾的口號。他們也會模仿重要報紙媒體的刊頭與排版型式、標準字體，推出與報紙完全不同立場與報導內容的刊物，一面消遣報紙為特定聲音服務的可悲，一面傳遞自己想要傳遞的訊息。而這次由社會公民贊助刊登在《紐約時報》上的廣告與網頁，則以極簡的設計風格去呈現與執政黨制式視覺感截然不同的感受。這些年來，即使是「邊緣議題」在發聲時，宣傳語言與視覺美學，都完全擊潰了官方沒有想像力的宣傳機器。
而如果你到立法院附近現場，不同的民眾接力將其裝飾為一個多元的視覺符號空間，和經歷白色恐怖、戒嚴的那個世代，常以悲情為訴求的主調也不再相同。他們一遇到執政當局的荒謬反應時，立刻用「諧擬」、「調侃」、「反諷」的方式推出新產物：比方說戴著鹿耳朵上街，以諷刺連「鹿茸」是什麼都不知道的馬總統；他們將原本是國民黨民族主義歌曲的歌詞「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轉化成有此刻台灣已然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雙重隱喻口號─一個意思是這時的政府，已經快要把台灣葬送了；另一個意思可能是，我對「國家」的定義，和國家教育我的定義並不一樣。而這樣的嘲弄並不只限於執政黨的政治人物，324當天在行政院被占領後，前往靜坐在第一排的民進黨歷任主席們，一樣被消遣：「你們坐在這，都不會有點不好意思嘛？」
當然有的時候，這種嘉年華式的狂歡語言，會把主題拉遠，也讓人有一種嫌「輕」的感受。事實上，當人數變多的時候，運動者對媒體的態度，及現場的控制，也一直有一些相異的意見。我想用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說法，來思考、提醒「輕」的力量與應該謹慎的本質。卡爾維諾說，有深思熟慮的「輕」，也有輕浮的「輕」，而深思熟慮的「輕」，應該隱含著對重的敬意。
走在330遊行的現場，你會發現以前政黨動員的那些人口被稀釋了，更多的是自主出現的各世代民眾。這樣的民眾許多是從雲端被召喚來的，但他們承擔的是整個台灣面臨中國政治壓力、經濟停滯壓力、未來發展路線選擇的壓力之「重」。他們是一群立場各異、意識型態各異的綜合體，是必然卻又偶發的聚合，許多詮釋者因此可以各自取用、各自表述；當然，也存在著不同層次的思想衝突。
對我而言，要在這樣的人潮中不迷惑非常困難，所以推卻了幾個邀我「短講」的活動。每個人得知道自己的角色，我知道自己的準備還不配對某些特定議題發言。但我很希望這些群眾漸漸能轉向關注島嶼的發展決策，我們真的還需要繼續追逐浮誇GDP、大型工業開發、倚靠對岸，忽略農業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經濟政策嗎？而這個無法閉鎖的島嶼，究竟要立即推動的是自由貿易，還是公平貿易？這是這個世代必得承受之重，也是學運一旦落幕後的真正艱難開端。
這次學運到目前為止，偶爾有人會質疑其中輕浮的「輕」，能否轉移到深思熟慮的「輕」上頭？這當然是很值得觀察的重點，而我也沒有樂觀到覺得一切都會轉往更好的方向。但至少上述兩點，對我而言是個契機：要知道這由各種水氣集聚而成的雲朵雖然輕盈，但它落下的雨，總是有可能成為島嶼苦旱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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