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發佈於 五月 28, 2016
針對台灣新政府以行政命令廢止馬英九時代的「課綱微調」，中國國務院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不同的道路選擇決定不同的前景。如果民進黨當局以後一種選擇來寫自己的答案，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後果。」這名發言人殺氣騰騰地干涉他國內政，完全是一副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嘴臉。
此前，中共試圖暗渡陳倉地將洗腦教育的模式複製到香港，通過香港教育局推出「國民教育綱要」，要把百年來早已習慣了自由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訓導成唯命是從、閉目塞聽的專制國家的臣民。殊不料，以黃之鋒爲代表的數萬名十五六嵗的香港中學生，真正是《義勇軍進行曲》中所説的「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他們挺身而出，走上街頭，包圍香港政府總部，進而獲得家長和社會各界的支持，最終迫使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梁振英收回「綱要」，維持原狀。此一事件成為香港本土意識覺醒的催化劑，中共「偷雞不成蝕把米」，可謂弄巧成拙、顏面掃地。
729反洗腦萬人大遊行，要求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圖片來源：湯惠芸，公有領域）
在香港遭遇敗局之後，中共又企圖到台灣來扳回一城，粗暴干涉蔡英文政府否決馬英九政府「黑箱課綱」之決定。中共刻意迴避的事實是：推倒「黑箱課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年輕的中學生林冠華甚至以身相殉，台灣為此掀起了一場「中學生版的太陽花運動」。因順應此一主流民意而當選的蔡英文政府，不可能繼續馬英九政府的做法，必定會否定「黑箱課綱」，破除大中華、大一統的天朝意識形態，在教育中彰顯台灣主體意識。中共如果因此就用「文攻武衛」之方式「懲罰」台灣新政府，不僅不會壓服台灣民眾的意志，反而會使台灣與中國像磁鐵對立的兩極一樣越來越遠。
林冠華（圖片來源：蘋果日報資料照片）
中共出手幫助馬英九等台灣的統派力量，兩者聯手讓台灣的教育回到白色恐怖時代的局面。可是，白色恐怖時代台灣的教育中充斥着「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的內容，與中共妖魔化中華民國的教育可謂針尖對麥芒，難道中共一覺醒來就忘得乾乾淨淨了嗎？在兩蔣時代，國民黨將共產黨與台獨併列爲兩大「毒」，恨不得斬草除根、以絕後患；如今，國民黨和共產黨同流合汙，一起對付讓他們頭痛的台獨。歷史之斗轉星移，讓人感慨萬千：有的敵人可以變成朋友，有的敵人則永遠是敵人。
共產黨支持馬英九的「黑箱課綱」，說明當年兩岸教育中的某些具體內容雖然南轅北轍，但本質卻驚人地相似──一言以蔽之，都是「黨化教育」。黨化教育必然是黑箱操作，必然體現壟斷權力的獨裁政黨的意識形態：它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它是封閉的而非開放的，它是獨斷的而非討論的，它是虛假的而非真實的。正如學者徐賁指出的那樣：「黨化教育把一黨的意志與意識形態強加給社會，強加給學校，既然是強加，就不需要得到社會和人民的認可。⋯⋯學校教育制度是受政體所控制和支配的，在現代極權中，當局掌控著教育經費和人員資源的分配，校長職員官僚化、教師被贖買或者甚至學官化是必然的結果。」當年台灣的教育和今天中國的教育，不正是如此嗎？
當年，兩岸除了不遺餘力地妖魔化對方以外，台灣的教育還有一處跟中國有所不同，那就是共產黨要打倒傳統文化，國民黨要保存傳統文化。國民黨保存傳統文化，絕對不是對傳統文化本身有多麽熱愛，而是認為傳統文化中的「忠君」觀念可以轉化為現實中需要的「忠黨」觀念。蔣介石非常重視「國文」和歷史教育，親自指示説：「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中小學校國文、歷史與中國文化相關課程至少佔一半，各級學校都必須開設《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蔣介石給各個學校共同校訓幾乎都是「禮義廉恥」，但蔣介石本人爲了獨佔權力，多年來坑矇拐騙、殺人放火，無所不用其極，何嘗在乎過「禮義廉恥」？蔣介石的著眼點，乃是用奴隸的倫理道德來取代現代公民意識。馬英九和王曉波們或許會爲「黑箱」的命名而感到委屈：在兩蔣時代，教育部門從來都是如此行，自上而下地頒佈課綱，為什麼現在不能這樣做？蔣介石可以輕鬆自如的做到的事情，馬英九卻絞盡腦汁也做不到。不是馬英九不如蔣介石聰明和殘暴，而是時代變了，人心變了。
中共當然希望台灣永遠維持兩蔣時代黨化教育、愚民教育的傳統，這樣才能「兩岸一家親」、「相看兩不厭」。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本人就是黨化教育和愚民教育的流水線生產出來的一件「殘次品」，習近平當然不願意看到台灣的年輕一代都是「太陽花」、香港的年輕一代都是「黃雨傘」，而且，自由是有極大的感染力的，必然港台年輕一代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必然影響到中國的年輕一代。在此意義上，中共對台灣廢止「黑箱課綱」感到驚恐，不僅是擔心擺脫黨化教育和愚民教育的台灣年輕一代成為「天然獨」，更是害怕中國的年輕一代因具備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而成為行動上的反抗者。
習近平的精神世界被「冰凍」在毛澤東時代，他像恐怖電影中的喪屍一樣以吞噬人的靈魂為樂。歷史學者馬勇在《從領導集團知識背景看未來十年中國政治走向》 (link is external)一文中分析説，由於這一代領導人很小就離開了校園，離開了書本，特別是那時最盛行的價值觀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因而不論這一批年輕人多麼愛讀書，他們差不多都具有嚴重的知識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確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鑄過的世界，是意識形態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濃厚的蘇俄傾向。親蘇俄的同時，當然是反美和反西方。習近平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素養，直接決定了他的內政和外交政策的取向。馬勇更強調説：「這一代政治領導人有深厚的毛澤東情結，對毛澤東的政治藝術非常崇拜，在他們靈魂深處都有一個或大或小的毛澤東影子。這是這一代領導人獨一無二的財富、特徵。」所以，寄望於他們主動開啓政治改革，無異於緣木求魚、與虎謀皮。
台灣是一個正在走向成熟的民主國家，民主國家的教育必然與之配套，正如徐賁所論：「民主國家的教育是獨立的，它並不需要對政府唯命是從、俯首貼耳，它所從事的是民智開啟和理性教化的事業，因此能夠幫助受教育者對宣傳保持較強的獨立思考和認知識別。所謂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只要人民自己珍惜獨立思考和自由言論的權利，只要他們確實能夠行使自由選舉政府的權利，他們就不會選擇一個給自己戴上思想枷鎖的政府，也不會允許一個效力於訓練順民的教育體制。」毫無疑問，無論是馬英九還是習近平都不可能讓台灣回到黨化教育和愚民教育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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